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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章 使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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叔詹走向那口大锅,

两手紧紧抓住鼎耳,

对着苍天大声呼喊:

杀了我吧,杀了我吧!

从今往后,

以智慧和忠诚报效国家的,

都跟我同样下场!

弱国岂能无外交

秦穆公终于见到了吕甥。[1]

吕甥是晋惠公的死党,里克和丕郑的死敌。当年丕郑被派到秦国赖账,就谎称不同意割让河西之地的是吕甥。穆公听他这么说,便采纳丕郑的建议,派人到晋国诱捕吕甥。没想到吕甥等人识破诡计,反过来杀了丕郑,又把里克和丕郑的死党一网打尽。秦穆公想得到的,自然全部落空。[2]

因此吕甥和穆公,可以说有一种特殊的缘分。只不过这一回,吕甥是作为晋国的使节到秦。使命,则是接回韩之战中兵败被俘的惠公。

吕甥的使命不容易。

任重是肯定的。韩之战,晋国既战败,又理亏。答应赠与的土地不赠与,这是背信;晋国受灾秦国支援,秦国受灾晋国乐祸,这是弃义。因此秦国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。他们抓住了罪魁祸,哪能说放就放?

秦国君臣,也意见不一。有人主张杀了晋惠公祭祖,有人主张要晋国拿太子作人质来交换。秦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同父异母的姐姐,则拼了命来救她弟弟。最后,穆公同意谈判,吕甥则来接人。这件事虽然已有八九成希望,但吕甥如果一言不慎,仍可能触怒秦国,那可就万劫不复。

因此吕甥跟穆公的对话,便很有看点。

穆公问:贵国和睦吗?

吕甥说:不和睦。那些小人们,因为国君被俘而羞愧难言,因为亲人战死而悲痛不已。他们不怕征税加赋,全都整装待,一心要立太子为君。他们说,宁肯事奉戎狄,也要报此大仇!君子则既心疼自己的国君,也清楚他的罪过。他们不怕征税加赋,全都整装待,一心等待贵国的命令。君子说,秦国的恩德,是一定要报答的呀!如果不能报答,那就只能战死。小人和君子,各执己见,所以不和睦。

这其实是绵里藏针,话中有话了。

穆公当然也听出那骨头来,于是又问:贵国臣民,怎么看国君的命运前途?

吕甥说:小人忧心忡忡,认为他难免一死;君子主张恕道,认为他一定回来。小人说,我们害苦了秦国,秦国岂能放过寡君?君子说,我们已经知罪,秦国一定宽宏大量。一个人,背信弃义就抓起来,低头认罪就放了他,天底下,还有比这更厚道的德行,更严厉的惩罚吗?结果肯定是心存感激地惦念那恩德,心怀鬼胎地畏惧那惩罚。因此,就凭这一惩前毖后的举动,秦国便可以称霸。敝国的君子们坚信,与此相反的蠢事,秦国是不会干的!

穆公听了,大为赞许。他不但如约放人,还立即改善了惠公的生活待遇。[3]

吕甥这番外交辞令,不卑不亢,有理有节,确实可圈可点;而另一位外交官的表现,则堪称以柔克刚,四两拨千斤,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。

这位使节,就是鲁国大夫展喜。

展喜比吕甥更难。吕甥代表的晋国,只是战败而已;展喜代表的鲁国,却是还没开打就得求和。公元前634年,鲁僖公因为得罪齐国,遭到讨伐。鲁国根本不是对手,只能诉诸外交。但,话怎么说,事怎么办,见面礼怎么送,鲁国君臣一筹莫展。因为再贵重的礼物,人家也可能不屑一顾。最后,展喜决定带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去。

他带去的是“膏沐”。

膏沐,其实就是洗膏和沐浴露。

展喜说:敝国寡德之君不懂事,没伺候好贵国边疆的大臣,劳累君上您尊贵的脚步踏入敝国卑贱的土地,贵军将士也风餐露宿十分辛苦,寡君非常非常过意不去。因此,特派臣下冒昧地送些洗膏和沐浴露,以示犒劳。

齐孝公问:鲁国害怕了吧?

展喜说:小人胆战心惊,君子有恃无恐。

孝公说:切!你们的粮库里一粒米都没有,田地里一棵草都不长。贵国都成这样了,凭什么满不在乎?

展喜说:凭贵我两国的传统友谊!贵国先君是太公,敝国先君是周公。想当年,太公和周公辅佐武王平定天下,被成王册封在此。天底下,还有比这更铁的哥们吗?小弟犯了错误,大哥当然要教训,却总不至于要了小弟的命,也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忘了先王。所以我们不怕。

齐孝公听了,立即下令撤军。[4]

显然,这同样是相当成功的交涉。事实上,弱国未必无外交。相反,正因为弱势,才更要善于运用外交手段;弱国或战败国的使臣,不但要刚柔兼济智勇双全,还更要有君子风度和贵族精神。

那就再看几个案例。

凶险的婚礼

公元前541年,郑国都城之内一片恐慌,因为楚国的一位政要即将进城。

这位政要是王子围。

子围是楚国的令尹。令尹,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,相当于后世的宰相,大多由王子甚至储君来担任。实际上,子围就是前任楚君康王的弟弟,现任楚君郏敖的叔叔。而且,也就在这年年底,他即位为楚王,即楚灵王。这样一位人物,当然非同一般。

令尹子围是来迎亲的。

他娶的是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。

段,是郑穆公的孙子,所以叫“公孙段”。楚国的政要来迎娶郑国大夫的女儿,这是天大的好事,为什么要恐慌?

因为子围是带着兵来的。

事实上,子围来郑国,主要是进行国事访问,然后参加在郑国境内举行的十一国会议。当时诸侯的会盟有两种:一种叫“乘车之会”,不带兵;一种叫“兵车之会”,带兵。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大会诸侯,约定的就是乘车之会,楚成王却带了兵去,结果宋襄公做了俘虏。

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,郑国不能不小心谨慎。何况楚国的狼子野心,子围的专横跋扈,没有人不清楚。这回他来郑国,谁知道真实目的是什么?谁又能担保他不会因为某件事情不高兴,就在郑国都城之内大动干戈?

难讲啊,难讲!

没错,此刻已是春秋晚期,礼坏乐崩,并非所有人都讲君子风度。何况楚人一贯自称蛮夷,原本就不那么恪守周礼。公然称王,就是表现。郑国虽然在春秋最早期,曾经是唯一的强国,这时却衰落到接近“第三世界”。楚国则虽然原本“蛮夷之邦”,现在却俨然“超级大国”。这就有如后来的葡萄牙遇到了大英帝国,硬碰硬是不行的。

惹不起躲得起。郑人只好请子围一行住在城外的国宾馆,好吃好喝伺候着。

麻烦在于,子围除了访问,还要娶亲。按照当时的婚姻制度,从说媒到成婚,要经过六道手续。最后也最隆重的一道是“亲迎”,也就是新郎亲自到女方家里迎接新娘。这是除天子以外人人都要做的,子围当然也不例外。

亲迎就得进城,所以郑国恐慌。

这时,郑国主持工作的是大政治家子产。子产其实也没有办法,只能派一位使节去交涉。

使节的话,当然说得非常谦恭。他说:敝国的国都实在太狭小,根本就不足以款待令尹大人的随从。敝国唯恐怠慢,因此请允许我们在郊外清理出一片宽敞的地面,权且替代公孙段的祖庙,不知可否?

子围也派使节作答。

楚国使节的话,同样客客气气,其实却不容商量。楚使说:承蒙贵国君上恩准,赐福予敝国寡德之大夫子围,让围有机会给公孙大夫的女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围接到命令,不敢怠慢,立即举行仪式,向列祖列宗禀告,然后才胆敢前来亲迎。如果在荒郊野外举行婚礼,那就等于是把贵国君上的恩典扔在草莽之中,也让敝国寡德之大夫围,蒙受欺骗先君的不白之冤。这样一来,围还能够回国为卿,替寡君效力吗?恳请大人三思!

郑国的使节只好干脆把话说穿。这位使者说:一个国家,弱小不是他的罪过。但如果稀里糊涂地以某大国为靠山,却毫无戒备,那就罪该万死。寡君将公孙之女许配给令尹大人,无非就是想要有个靠山。但是谁又知道,那大国是不是包藏祸心,要打小国的主意呢?我等小人别的不怕,就怕这样一来,小国没了依靠,诸侯也起了戒心。贵国失信于人,号令天下就不再那么一呼百应。否则,敝国的国都,就是贵国的宾馆,哪里还会舍不得开放公孙段的祖庙?

这就等于捅破了窗户纸。子围一行,也知道郑国已经有了防备。借迎亲而灭郑国,是做不到了;而从《左传》的表述看,他们还真有这打算。于是提出不带兵器进城,郑国也表示同意。一场凶险的婚礼,终于有惊无险,化险为夷。[5]

嘿嘿,弱国岂能无外交?

枪杆子里面出说法

婚礼结束后,子围便去开会。

这次十一国会议,是五年前“宋之盟”的继续。那次盟会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,甚至被认为是东周上下两段的一个分界点——前半段以诸侯兼并为主,大夫兼并为次;后半段则是大夫兼并为主,诸侯兼并为次,堪称划时代。[6]

宋之盟的起因,原本是宋国大夫向戎痛感诸侯争霸,战乱不已,因此起和平倡议。当时有言权的超级大国,主要是晋、楚、齐、秦。向戎跟晋国执政赵武、楚国执政屈建私交不错,一说就通。齐国和秦国,也表示支持。诸小国处在夹缝中,早已苦不堪言,更是乐观其成。

于是,公元前546年,即鲁襄公二十七年夏天,以宋为东道国,晋、楚、齐、秦及其同盟国代表,共同签订了和平条约。此后小国得到的和平安宁,宋有六十五年,鲁有四十五年,卫有四十七年,曹有五十九年,多数达半个世纪左右。[7]

因此,历史上便把这次盟会,称为“弭兵之会”。弭读如米,停止和消除的意思;兵,指战争。所谓“弭兵之会”,其实也就是当时的“世界和平大会”。

可惜,世界和平大会,一点都不和平。

盟会还没开始,楚国就提出一个提案,要求各大国的同盟国相互朝见。这个提案表面上看,很是合理。比如江湖大佬们拜了把子,各自门下的小弟当然也要见见,然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但实际上,楚国其实别有用心。要知道,参加盟会的国家中,只有陈、蔡、许三个小国是楚国的马仔,其余鲁、宋、卫、郑这几个中等国家则是晋国这边的。而且,鲁和宋拜了楚国的码头,鲁国的小弟邾和莒(读如举),宋国的小弟滕和薛,也会跟了去。再加上曹国,楚国便宜占大了。[8]

晋国当然不能同意。

于是,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,便让会议的起人和联络人向戎转告楚人:晋、楚、齐、秦,地位相当。晋国不能指挥齐国,就像楚国不能命令秦国。楚国如果能让秦国国君驾临敝国,敝国寡德之君又岂敢不去请齐君?楚人则耍赖皮说,那就我们两家的小弟们见见好了。

可见,晋楚两国,一开始就在较劲。

因此两国的代表团,也各住一边。晋人住在宋都北,楚人住在宋都南。楚人甚至“衷甲”,也就是礼服里面穿了防弹背心。如此如临大敌暗藏杀机,让晋国代表团颇为紧张。最后,还是副团长叔向安慰团长赵武:打着谋求和平的旗号来动战争,楚国应该还不至于。

但,要价则是肯定的。

楚人的要求,是先歃。歃(读如煞),就是歃血。这是当时诸侯各国盟会的重要程序。具体做法,是牵一头牛来,割下左耳,放在盘子里;流出的血,则放在一种叫作敦(读如对)的食器中。然后,参加会盟的代表,依次以口微微饮血,或用手指头蘸血涂在嘴旁,叫“歃血为盟”,相当于在合同书上签字。

不过,签字可以同时,歃血却有先有后。排在第一的,一般都被认为是盟主,或盟主就该先歃。所以楚国的要求,晋国便表示不能同意。晋国代表团说:我们是当然的盟主,没有谁可以在晋国之前先歃血。楚国代表团则说:你们自己声称贵我两国地位相等,那就应该轮流坐庄,凭什么每次都是晋国优先?

吵来吵去的结果,是晋国让步。代表团内部,副团长叔向又劝团长赵武:诸侯归服的是德政,不是谁做主持人。历来诸侯会盟,都有小国来主持的。这次就让楚国做一回晋的小弟,又有何妨?

于是楚人先歃。[9]

不和平的世界和平大会,到此总算落下帷幕。但叔向的说法,则其实自欺欺人。没错,小国做盟会主持人的事是有的。但那指的是“执牛耳”,也就是把牛的左耳割下来放在盘里。这种相当于司仪的事多半由小国的大夫来做,盟主是不动手的,在旁边看,叫“卑者执之,尊者涖之”。然后,盟主取敦中之血先歃。盟主歃血后,才轮到其他人。[10]

由此可见,同盟国地位的高低,不在盘中牛耳,而在敦里的血。先歃血的,才是老大。所以,公元前502年,晋国和卫国会盟,卫灵公让晋国大夫执牛耳,自己先歃血,结果便生了肢体冲突。执牛耳,牛吗?[11]

看来,弭兵之会上楚国占尽了上风。原因也很简单,这时的楚国已成为南方强国,北方的晋国则开始走下坡路。强大的军事力量,支持着楚国强悍的立场和强硬的态度。种种外交辞令,不过是华丽的面纱。

枪杆子里面出政权,也出说法,甚至歪理。

实际上,所谓“世界和平大会”(弭兵之会),不过是大国的俱乐部。小国除了唯命是从,并没有多少言权。他们的代表,不要说维持国际秩序,也不要说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,就连保住自己的性命都不容易。

比如叔孙豹。

硬汉叔孙豹

叔孙豹差点被杀。

鲁国大夫叔孙豹,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。他跟鲁国执政季武子的分工,基本上是“叔出季处”,也就是叔孙豹管外交,季武子管内政;叔孙豹出使,季武子守国。所以,公元前546年的宋之盟,公元前541年的虢之会,叔孙豹都是鲁国的席代表。他的差点被杀,就生在虢之会。

所谓虢之会,是五年前宋之盟(弭兵之会)的延续。因为会议地点在东虢(故城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境内),故名。东虢原本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,后来被郑国所灭,这会儿是郑国的属地。因此,楚国令尹子围来开会,便先访问郑国,顺便迎娶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,这才有了那场“凶险的婚礼”。

那么,宋之盟后,为什么还要有虢之会?

表面上的理由,是重申世界和平;实际上的原因,是楚国要维持霸权,甚至是子围要耀武扬威。所以在会前,楚国代表团便提出不再歃血。因为上次会议是楚人先歃,如果又来一次,则理应让晋国先。如果不歃,则楚国仍是盟主。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再次让步,盟会也完全变成了走过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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