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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章 人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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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公问庆郑:敌军深入我境,怎么办?

憋了一肚子气的庆郑反唇相讥:这不是君上让他们深入的吗?能怎么办?

惠公气急败坏,大喝一声:放肆!

于是,刚愎自用的晋惠公拒绝接受占卜的结果,坚决不让庆郑担任他的车右;后来又不听庆郑劝阻,坚持让郑国出产的小驷马拉车。

如此固执己见死不改悔的结果,是十四日这天惠公的战车陷在烂泥里出不来。惠公这才急了,向庆郑呼号求救,庆郑却置之不理。不但不理,还气哼哼地说:刚愎自用,不听忠言,背信弃义,无视占卜,这是自求其败,何必要搭我的车?下臣这辆破车,恐怕不值得君上用来屈尊逃亡。

后面的细节就不甚了然。我们只知道,当时秦穆公的处境也很危险。晋军这边,已经有一辆战车迎上了穆公,眼看就要俘虏他。但按照《左传》的说法,是因为庆郑在晋惠公这里耽误了,所以穆公得以逃脱。按照《国语》的说法,则是庆郑要那辆战车来救晋惠公,这才放跑了秦穆公。

总之,秦穆公没事,晋惠公被俘。

人君不公,人臣不忠,惠公的被俘咎由自取。[10]

但后果,却很严重。

如果就事论事,则晋军的战败,惠公的被俘,庆郑都是有直接责任的。因此,后来晋惠公被释放,即将回国时,就有人建议庆郑逃走。

庆郑说:我不逃!

对此,庆郑的说法是这样的:照规矩,军队溃败,就该自杀;主将被俘,就该去死。我庆郑,既害得国君兵败被俘,又没能在兵败之后以身殉国,已经罪不容赦。如果居然还逃亡,让国君失去惩罚罪臣的机会,那就不像人臣了。明明是人臣,又不像人臣,如此“臣而不臣”,还能逃到哪里去?

于是等着惠公来抓他。

被释放回国的惠公走到城郊,听说庆郑没有逃亡,便立即下令将他捉拿归案。

惠公说:你这罪人,为何不逃?

庆郑说:为了成全君上。想当年,君上即位,如果履行诺言,以德报德,国势就不会下降。国势下降后,如果接受劝谏,采纳忠言,战争就不会爆。战争爆后,如果起用良将,用兵得当,也不至于战败。现在败都败了,能做的就只剩下诛杀罪人,以谢天下。这个时候,如果还把下臣我给放跑了,又怎么保得住封国呢?所以臣特地等在这里,以保证君上不会犯最后一个错误。

惠公一听,简直就要气疯了,连声喊道:快杀了他!快杀了他!现在就给我杀了他!

庆郑却很平和。

心平气和的庆郑微微一笑:据理直言是为臣的正道,依法直刑是为君的圣明。总之,君臣都讲一个“直”字,国家才有利。所以,就算君上不动手,下臣也会自杀。

史家没有记录当时的天气。按节气算,这会儿天地之间应该是一片肃杀。

晋国的大臣们则分成了两派。一派主张释放庆郑,让他戴罪立功;另一派则认为不但不能饶他一死,就连让他自杀都不可以。因为庆郑最大的罪恶就是无视君父,自作主张。这家伙,战争中已经自行其是,现在又岂能让他自行了断?苟如此,则纲纪何在,体统何存?

其实这时惠公的最佳选择,是采纳前一种建议。因为这样做,君上有不计前嫌的声誉,臣下有主动就刑的美名,对晋国是有利的。可惜惠公是个混蛋。是混蛋,就不能指望他作出英明决策。如果这混蛋还拥有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,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从小混蛋变成大混蛋。

因此,惠公最后还是杀了庆郑。

好在庆郑被杀后,惠公似乎也吸取教训懂得了收敛。此后八年,倒没听说他还有什么荒唐事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也可以说庆郑没有白死。[11]

但,故太子申生,可就死得太冤了。

怎么都得死

太子申生是被骊姬害死的。

为此,她机关算尽。

第一步,是怂恿晋献公让太子申生迁到曲沃(今山西闻喜县),公子重耳迁到蒲(今山西隰县),公子夷吾迁到屈(今山西吉县),实际上是把这三个人都撵出去,只留自己的儿子奚齐、妹妹的儿子卓子在国都。

第二步,是怂恿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。申生如果战败,就以此治罪;如果胜利,则诬陷他有野心。可惜,申生班师回朝后,虽然流言四起,却并未能撼动其地位。于是骊姬使出最后一招,亲手制造了一起投毒案。

公元前656年,骊姬羽翼丰满,开始实施犯罪。圈套和陷阱,是谎称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生母齐姜。按照当时的制度,申生必须立即祭祀,祭祀之后还必须把酒和肉献给君父。这时,献公正好外出打猎。利用这个时间差,骊姬在肉和酒里下了毒(一说以毒酒和毒肉替换)。献公洒酒祭地,地隆起。把肉给狗和小臣吃,狗和小臣立即死亡。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申生百口莫辩,只有去死。[12]

死,是没有价钱可讲的,因为这是弑君和弑父的双重大罪。已遂,则当诛;未遂,得自杀。

问题在于这是冤案!而且,案情如此简单,难道就无人识破?骊姬步步紧逼,申生就毫无感觉?献公偏心眼,骊姬狐狸精,路人皆知。那些朝中大臣,难道都由着他们胡来,一个劝阻和反对的都没有?或者说,一个帮助申生的都没有?

当然有。

但为了恪守臣道,他们都退下阵来。

比如里克。

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,里克是表示了反对的。但献公不听,里克也没有坚持。相反,他对申生说:为臣,只怕不忠;为子,只怕不孝。废立之事,不是太子应该考虑的。太子还是努力做好工作吧![13]

有人说,里克这是善于处理父子关系,甚至就是为臣之道。这话恐怕可以商榷。比方说,后来他杀奚齐和卓子,怎么就毫不手软,就不讲君臣大义?说到底,无非之前的献公强势,之后的骊姬和奚齐孤儿寡母,好欺负。这样看,后来里克被相对强势的惠公所杀,便多少有点自作自受。[14]

再说狐突。

对于申生的率军出征,狐突也是劝阻了的,但是申生不肯听从。他说,君父派我出来打仗,不是因为喜欢我,而是为了考察我。既然反正都难免一死,不如一战。不战而返罪过更大。作战而死,至少还能留下美名。

结果不出狐突所料,申生回国,谗言四起。

于是狐突闭门不出。

里克和狐突的温良恭俭让,其实是姑息养奸。当然,以狐突当时的地位,多半也是无能为力。里克却不是无力,而是无心,或无胆。事实上,骊姬要谋害太子,里克是知情的。然而他左右为难,他的同伙丕郑则表示没有主意。里克便对丕郑说:弑君,我不敢;帮凶,我不能。我只有躲起来。

于是里克也称病不朝。

三十天后,骊姬得逞。[15]

最后说申生。

申生名为储君,其实是个苦孩子。母亲身份不明,父亲另有所爱,大臣们对他的建议和劝导,都是要乖,要好,要听话,要尽忠,要尽孝。从来就没人告诉他,他自己有什么个人权利可以主张,也不知道该如何主张。[16]

因此,当申生被骊姬诬陷时,他其实是无法自救的。有人对他说:太子去申辩吧,君上一定能明辨是非。申生却心灰意冷。申生说,我去申辩,骊姬就得问罪。我的国君和父亲老了。没有骊姬,他老人家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君父不开心,申生怎么可能开心?

鲁僖公四年(前656)夏历十二月二十七日,申生在曲沃上吊自杀。[17]

冤死的申生死不瞑目。据说,死前申生托人带话给闭门不出的狐突:申生有罪,不听您老人家的话,才有了今天这个下场。申生并不敢贪生怕死,只是心疼国君老了,国家又多灾多难。您老人家再不出山,奈吾君何?如果您老人家肯出来做事,申生就算是拜您所赐而死,将无怨无悔。[18]

狐突后来的死节,或许与此有关。

再说君臣

现在,似乎该检讨一下君臣关系了。

君臣父子,历来被看做最重要的人际关系。想当年,年轻的孔丘到齐国找工作,景公问他何以治国,孔子的回答便是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,也就是君像君,臣像臣,父像父,子像子。齐景公则点头称是说,是啊,如果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,就算有粮食,寡人吃得到吗?[19]

事实上,君臣父子这四个字,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理念、道德规范和制度设计,因此从西周以来,就被着力打造、建立和维护,不容动摇。

当然,秦汉前后,君臣关系是有区别的。从西周到春秋,理论上讲是家臣效忠家君,国臣效忠国君,天下之臣效忠天下共主,即士效忠大夫,大夫效忠诸侯,诸侯效忠天子,逐级效忠。到战国,天子没有了,三级效忠就变成了两级效忠。但,逐级效忠不变,君臣关系也不变。

秦汉以后,诸侯没有了,逐级效忠变成直接效忠。皇帝是唯一的君,其他人从官员到百姓,都是臣。不过,这也要看世道。如果天下大乱,则各为其主。比如东汉末年,就是周瑜效忠孙权,关羽效忠刘备,郭嘉效忠曹操。效忠对象虽不相同,君臣关系仍然是纲。

很显然,在中国古代,君臣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,君主制度的基石。其他关系,也都可以看作君臣,比如父亲是家君,丈夫是夫君。兄弟和朋友看似平等,那是因为上面还有君父。没有君父,大哥便是君。君臣之道,岂非大义?

可惜,它先天不足。

不足在于不平等。君父,毋庸置疑地高于臣子。这可是违背人之天性的,因此不能不设法弥补。弥补的办法,是用对等来替代平等。比如“君仁臣忠,父慈子孝”,或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”。也就是说,君臣父子都有道德上的义务,也都要遵守游戏规则。一旦失礼,很可能代价惨重。[20]

这事有案可稽。

公元前559年,卫献公请两位大夫吃饭。两位大夫依照礼节,衣冠楚楚准时准点来到朝堂,恭恭敬敬地等在那里。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,太阳快下山了卫献公还不露面。最后,才现他在园子里射雁。而且见了两位大夫,居然不脱皮冠就跟他们说起话来。

这是严重的失礼。

我们知道,皮冠,是戎装或猎装。所以,君臣相见,即便是在战争中或狩猎时,也至少要摘下皮冠。鲁成公十六年,晋国大夫郤至三次遇到楚王战车,每次都要免冠。楚共王派使节去慰问他,他立即免冠听命。鲁昭公十二年,身穿猎装的楚灵王接见自己的大臣,则不但免冠,而且去披(脱去披肩)、舍鞭(扔掉马鞭)。这些动作都被《左传》隆重地一一记录在案,可见意义之重大。

实际上服饰在古代中国,都是有意义的。比如不摘皮冠,就是把对方当作仇敌或野兽。请客吃饭而着猎装,更是公然的羞辱。卫国这两位大夫忍无可忍,怒不可遏,便动兵变把献公驱逐出境,十二年后才让他回国。

此事生时,晋国的国君是悼公。悼公问他的乐师师旷:卫国人驱逐了他们的国君,是不是也太过分了?

师旷却斩钉截铁地回答:恐怕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。国君是祭祀的主持人,也是人民的希望。如果人民失望,那又何必要他?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。上天为人民立君,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?[21]

这话说得掷地有声,应该喝彩。

可惜,君要仁,父要慈,要像君和父的样子,并没有可操作的制度来保障,也没法进行监督。他们仁不仁,慈不慈,守不守礼,像不像样,全靠自觉。相反,君父们的绝对权威,则天然合理,无人质疑,不可动摇。结果是,君可以不仁,臣不能不忠;父可以不慈,子不能不孝。甚至一旦君父昏暴,则很可能不幸如申生:尽忠,他得死;尽孝,他也得死。不死,就不忠不孝;死,则忠孝两全。

这是什么混账逻辑!

这又是什么狗屁道德!

于是臣子们便只能碰运气,或者看着办。狐突、里克和庆郑的共同特点,就是恪守臣道,但不出卖良心,也不放弃尊严。要杀,随你!要命,拿去!我可以去死,但话要说清楚。死得不明不白,不干!

荀息则是另一种态度,那就是无条件地尽忠。在他看来,受人之托,尚且要忠人之事,何况是君父所托?至于成功与否,则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。

这恐怕也是大多数臣子的基本立场和选择。因为不管怎么说,君,总归是一国之主;父,则无疑是一家之主。君主蒙羞,则举国蒙羞;君主蒙难,则举国蒙难。所以惠公被俘后,晋国的大夫们都披头散,拔起帐篷跟着走。

秦穆公无奈,只好派使者去传话:诸位不必那么忧虑吧?寡人陪着贵国国君往西走,不过是要告慰贵国故太子的在天之灵,岂敢有什么过分之举?[22]

晋国的大夫们则诚惶诚恐地行起了将亡或已亡之国的大礼,三次下拜三次叩。他们说:伟大的君上!您老人家脚下是地,头上是天。皇天后土都听到了您的誓言。我等卑微的外邦小臣斗胆站在下风口,等候您仁慈的命令![23]

后来晋惠公被释放,这一幕也是起了作用的。

当然,起作用的因素还有很多。其中之一,便是晋国外交官的成功斡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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